【本刊陈慧思撰述】迪鲁（化名）有两个兄弟，一个20岁，一个22岁，三兄弟都在政府学院求学。11月24日晚上八时，迪鲁与母亲和两个兄弟到首都黑风洞为刚刚动过脊椎手术的父亲祈福。晚上十时回到泊车处取车时，他们遇上了蜂拥而至的镇暴队，与同在当地的八千人被逼回了庙宇的铁栏栅内。接着，警察向内射来阵阵催泪弹和水炮，印裔向外投掷砖块，场面一片混乱。【点击：警方向黑风洞庙发水炮催泪弹 公民组织拟向人权委员会投报】
迪鲁的两兄弟也许冒犯了警察，12月4日凌晨2时，没有着制服的警察出现在迪鲁的家门前，把他两个刚从睡梦中惊醒的兄弟带走。两日后，兄弟俩与另外29人被总检察长提控参与非法集会、企图谋杀和破坏公物，法官拒允31人保释，迪鲁的两兄弟需在扣留所内过日子，直到审讯结束。【点击：采纳总检察长公众利益论 地庭不准31印裔被告保外】
法官的一道口头指令，是迪鲁一家梦魇的开始。由于明年一月法庭审讯才刚开始，迪鲁担忧，明年一月开学前，兄弟俩还没能走出扣留所。迪鲁一家的生活原已被父亲脊椎手术打乱，现在家中两个孩子被扣留，更是雪上加霜。迪鲁告诉我，兄弟被带走后，母亲终日以泪洗脸，他现在的感觉，除了茫然，还是茫然。现年21岁的迪鲁说：“或许我会出去社会工作。”
迪鲁的父亲是典型的城市印裔劳工，一个月只挣千多元，可是需要养活一家五口。一场脊椎手术的到来，就足以击垮一直以来撑起整个家的梁柱；被政治势力打压时，没有政治力量、经济力量可以投靠，只能眼睁睁看着已身命运遭任意宰割。
邱家金：英人没分而治之
城市印裔劳工的命运，可追溯至英殖民地时期的历史。在英殖民时期，马来人从事传统农业，农产收入是马来苏丹的主要财富来源。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兴起，极需大批原料，为了开发锡矿业和橡胶业，英殖民地政府引进中国人工开采锡矿，又从印度引进淡米尔纳都省（Tamil Nadu）的劳工，到橡胶园工作，造就了今日三大种族共存的局面。印度人的命运，无法与这段历史切割开来。
一般认为，我国三大种族各自为政，是英殖民地政府“分而治之”的结果，兴都权利行动力量（Hindraf）甚至把马来西亚印度人今日的命运归咎于英殖民地政府，入禀英国法庭向英国政府索取四兆美元的赔偿。可是，皇家教授邱家金（左图）接受《独立新闻在线》访问时，断定英殖民地政府没有推行“分而治之”政策。
邱家金指出，英殖民政府没有蓄意推行“分而治之”政策（Divide and Rule Policy）；各族群迥异的生活形态，是我国各种族人民各自为政、集群而居的结果。他说：“华人在华人商店购物，印度人在印度商店购物，马来人在马来人商店购物，那时候也有华校、淡小、马来文学校，这些全都不是由英国（政府）创造的。”
邱家金表示：“这些都不是英国人策划，是人们自己造成，华人想要去华校，印度人要去淡米尔学校，马来人要去马来文学校。当时的华人仍旧效忠中国，英国人尝试把教育‘马来化’，可是遭到华人反对。”
当记者提出，英殖民地的“分而治之”政策早已写在我国中学历史课本，邱家金一口回驳：“不不不，没这回事，他们随便撰写历史。”
目前在马来亚大学担任历史系教授的他指出，在英殖民时期，马来人拒绝到园丘工作，中国人则占据了锡矿业，开发园丘的英国人因而从英国殖民地印度引进劳工到园丘工作。他强调，我国第二大人口华人是由华裔锡矿业者从中国引进的，英国人从未引进中国人。
他解释，英国人从未统治过中国，对华人缺乏了解，且避免卷入华人私会党问题，因此英国人干脆从英殖民地印度引进印度人。
11月25日，三万名印裔国民响应兴都权利行动力量的号召，挂起印度国父甘地（Gandhi）的图像、举起诉求自身权利的布条走上街头，控诉政府剥夺印度人权利、边缘化这个族群。虽说兴都权利行动力量领袖的动员方式和诉求手法引发争议，可是一般人都能认同，我国推行多年的歧视性政策，已对经济力量薄弱的印度人造成切身的困扰，以致印度人终于挺身发出同一分贝的抗议声。
无论如何，邱家金不认同屈身园丘是印度人贫穷的根本原因，反之他引述《新海峡时报》刊登的数据指出，土著才是我国最穷的族群。他表示，很多印度人透过教育（特别是英文教育），走出了园丘，成为教师、助理、律师、医生。英国人在引进印度人劳工的同时，也从印度带入了一批谙英语的专业人士，协助管理马来半岛，因此，在英殖民地时期，许多书记、医院护理人员都是印度人。
走出园丘 印度人由零开始
人权工作者阿鲁茨万（S.Arutchelvan，右图）有另一番说法。他向《独立新闻在线》表示，19
世纪以前到马来亚半岛定居的印度人是经商的印度人，19世纪以后英殖民政府引进的则是贫苦的劳工；因此，可说我国印裔社会有富裕的传统，也有贫困的传统，富裕阶层诞生许多专业人士，贫困阶层则始终困顿园丘。
也是社会主义党总秘书的阿鲁茨万说，在国家发展过程中，许多园丘逐渐被淘汰，或转型作其它商业用途；外国劳工也开始走入园丘，与我国园丘工人争饭碗，原先居住在园丘宿舍的园丘工人被迫迁居到城市谋生。早期迁居的印度人，都在没有地契的木屋区落脚，以致今日园丘内的兴都庙宇被拆、木屋区兴都庙宇被拆的事件时有所闻。
经济学者查尔斯圣地亚哥认同，印裔园丘工人从园丘迁移到城市，是从一个形式的贫穷问题，走到另一个形式的贫穷问题。他指出，印裔劳工孑然一身，拖儿带女迁移到城市，没有工作，也没有求生技能（原先的农业技能没法派上用场），只能到工厂工作，成为城市中的贫穷阶级。
他表示，马来人和华人早年占用政府地建造的房子和种植农作物，这些土地逐渐地转换成他们各自的资产，可是，大批印度人一开始就在园丘工作，住在园丘公司提供的员工房舍，园丘关闭后员工即一无所有。
阿鲁茨万认同上述说法，他补充，在园丘工作时，园丘公司为印度人提供住宿，园丘内也有兴都庙、淡米尔学校、游乐场等设备，因此，在园丘生活的印度人一旦离开园丘，一切必须由零开始。 换言之，印裔园工没有累计资产，一起步即落后其他族群几个马鼻。为此，圣地亚哥认为，国家欠下国内印度人“历史债务”（historical debt）。
英殖民地时代遗下的“历史债务”，没有为我国政府适当“偿还”，反之，我国政府在1969年“513事件”后制订为期20年的新经济政策（1971-1990）以及为期十年的国家发展政策（1991-2000），推行扶助土著（实乃马来人）的政策，持续漠视印度人的贫困问题。因此，经济力量薄弱的印度人在国家独立50年后走上街头讨取本身的权益，肯定是印裔社群积怨爆发的结果。
新经济政策两大目标为重组社会及不分种族消除贫穷，可是其消除贫穷的方式却是落实土著固打制，以致“不分种族消除贫穷”的目标成为大幌子，这项具歧视性的政策也因而被视为非巫裔国民遭边缘化的祸首。
因捍卫学术尊严愤而辞去公共策略研究中心（Centre for Public Policy Studies）主任职位的林德宜就曾非议，新经济政策是一项边缘大部分国民、利惠一小撮人的畸形政策；新经济政策非但无法成功塑造各族团结一致的马来西亚，反之把先天成长条件优渥的马来西亚塑造成是一个异常分裂、充满不安、妒嫉、忧愁、没有爱心和不自由的国家。【点击：新经济政策拖累国运衰败 林德宜讥我国为亚洲小猫】
1973年拥屋政策失灵
阿鲁茨万提出，新经济政策早已意识到园丘工人的贫穷问题，且计划落实“1973年工人房屋拥有计划”（Workers House Ownership Scheme），可是在20年的推行过程中，只有区区2%园丘工人受惠！
他表示，早在1973年，新经济政策就已确认了六大贫穷类别，其中一个贫穷类别即是园丘工人。于是，政府在1973年拟定“1973年工人房屋拥有计划”，以便园丘工人可以取得园丘房屋的拥有权。可是，计划推出后，真正落实的园丘公司只有2%，由于政府没有认真落实计划，园丘公司根本就无视于政策的存在，以致“居者无其屋”的问题仍旧缠绕园丘印度人。
目前我国仍有为数众多的印度人在园丘工作，从自大学时代就走入园丘和工厂，关心园丘和工厂工人命运的阿鲁茨万指出，园丘的生活环境非常恶劣，虽说园丘内有诊疗所，园丘工人也可享有诊疗所的“免费医疗服务”，可是目前整个马来西亚半岛的园丘只有三名医生，许多园丘的诊疗所只在下午六时过后开业，且只有一名员工负责视病情派药，卫生医疗情况非常糟糕。
他指出，目前我国约有10万名园丘工人，大部份园丘工人的薪金会因农产品的市场价格、每日气候而有起落，一搬上，胶工的月薪是450元至650元之间、油棕园工人则是600元至1000元之间，园丘的普通员工则月薪在500元上下。马来西亚的家庭贫穷线收入定在月收691元、赤贫线收入定在415元。
以印裔为主的园丘工人，岂会没有贫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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